| 字号:小 中 大 修改 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就像上面看到的，苏哈托和马科斯政权确实造就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亿万富翁，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他们在分配由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需要无名的圈外人士成为他们可靠的同谋。但在较为固定的政治格局中，人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模式。 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 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社会名流艾德里安·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捷克、泰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拥有豪华酒店宾馆，认识大部分当代大亨。他就教父之路评论说:“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华侨的多产作家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他们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泰国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总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政府的出版物里，他信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学校缺乏资金，设备极差。2003年他在马尼拉演讲时说:“因为我平凡普通的家庭背景 我了解农村地区的贫困与艰难，我知道通过辛苦工作赚取报酬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信是著名的纳兰王朝（首都为清迈）的后裔，1932年前他信家从事课税征收，尔后转入了丝绸经营、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他在警察局的职位不断获得升迁，并获得了国家经营特许权，这些只有圈内人才能做到。 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他的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15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1950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己的公司 香港长江实业。”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钱舅舅的女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了他额外的经济支持。 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在1920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的创始人，他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成了有钱人。在现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对于那些不能依靠父业来为自己事业作辅垫的未来教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妻子的家庭产业。 在东南亚的社会里，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这种关系使人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们怎么与白手起家连在了一起。身为香港东亚银行主席的亿万富翁李国宝爵士是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坚持认为许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他列举了影视巨头邵逸夫爵士、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霍英东。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县一个富有的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家庭，而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里，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这使得他也与众不同。没有马科斯或苏哈托这样的人重组社会关系，亚洲教父就不会是社会变动的产物。他们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的观念，是大亨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他们的自豪感，也对维持官方政治结构和该地区的非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尽管有很多有才能的创业者，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成功机会并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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